劳尔德•贝兰克梵在美国国会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听证会上的报告

 尊敬的安吉利德斯主席、托马斯副主席以及各位议员：

我们深感荣幸能够应邀出席此次听证会并为委员会了解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献策出力。

关于高盛和我们的商业模式

高盛是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主要业务包括投资银行、做市以及投资管理，我们为各类重要客户提供服务，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包括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以及高净值人士。

我们的业务活动可以分为三大领域：

投资银行业务提供战略性企业服务，配置公司的资源满足特定客户的需求。通常该项业务意味着将咨询、融资和联合投资能力集于一身。我们帮助客户进入股票和债券市场，发展他们的业务，重组其资产负债表以提高或增强其财务实力，并且管理他们的资产和负债。我们还对并购、剥离和企业防御活动的战略性选择方案进行评估。借助我们的商业银行活动，我们创建并管理由自有资金和客户资金组成的投资基金，投资于成长性企业。

我们的做市或证券销售和交易业务通过做市及固定收益、股票、货币、大宗商品和衍生品的交易为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和个人提供客户交易服务。作为做市商，我们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帮助确保买卖双方能够完成交易，市场可以高效发挥其职能作用。在发生错位的市场上，我们还经常需要提供资金，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有客户的头寸，以便完成交易。

我们的资产管理和证券服务业务帮助公共和私人养老金、企业、非营利性组织以及高净值个人长期规划、管理并投资其金融资产。我们还为这些实体以及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提供机构经纪、融券和融资服务。

贵委员会询问了我们的业务模式、主要收入（或亏损）来源以及发生的任何变化。

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我们一如既往地注重为客户提供建议、分配资金、开展做市、管理资金以及进行投资。我们共同见证了业务模式过窄造成的后果，同时，我们强烈抵制成为一个金融超市——担心规模太大或过于分散将会偏离我们的业务重点和专长。

我们尤其重视中间收入业务，例如咨询、佣金和资产管理费，自从我们在10多年前公开上市以来，我们收入的一半均源自这些业务。我们继续在全球各地看到多样化收入流给众多机构客户带来的好处，这样的收入流使得咨询、执行、融资和联合投资与最佳风险管理相得益彰。

信贷活动

贵委员会就可能导致金融问题的信贷活动的具体类型进行了问询。尽管金融危机期间我们无疑也遇到了困难，但是2008年高盛公司仍然实现了盈利。

简而言之，我们认为这场由房地产引发的低迷至少包括四大截然不同的部分。首先是美国住宅按揭危机，这是显而易见的。这方面我们的损失有限，主要是因为我们不太愿意涉足房地产按揭业务，而且实施了主动风险敞口管理机制，后面我会就此进行简要论述。

随后波及了更广泛的信贷市场。我们的并购业务非常强大，因此我们的杠杆贷款金额巨大。好在我们提早认识到了风险，并积极削减杠杆贷款，虽然也为此承担了损失。

第三阶段是全球股市以及其他资产面临压力。由于共同投资对我们的战略非常重要，对此类资产我们以公允价值记账，因此在股票和其他资产类别上，我们自然会受到市场大幅波动的影响。但是我们对亏损予以实时确认，绝不允许此类投资的规模以任何形式对我们的资本或流动性造成不利影响。
目前所处的阶段是消费信贷周期。在信用卡、汽车贷款、房屋净值贷款或消费贷款方面，高盛没有重大风险敞口。

波及面更加广泛的经济低迷影响了对商业房地产的需求。由于商业房地产按揭贷款的证券化能力仍然受到限制，空置率依然较高，商业房地产市场面临巨大压力。尽管我们在该行业的资产组合也蒙受了损失，但是过去两年内我们已经显著降低了我们的风险敞口。

委员会在与贷款有关的问题上，似乎认为金融危机期间，迄今为止金融机构蒙受的几乎所有亏损均与不良放贷做法有关，尤其是房地产。高盛研究部认为，总体而言，绝大多数亏损可能是由错误的信贷决策造成的，其中大部分可归咎于不良房地产贷款。尽管债务抵押债券（CDO）等证券和信用违约掉期（CDS）等衍生品的头寸导致亏损，但是这些金融工具所内置和利用的在本质上是信贷决策而非交易决策导致的信贷风险。

交易风险

鉴于不少评论人士就金融机构所承担的包括自营交易风险在内的交易风险的性质和程度发表了看法，委员会对信贷的重视值得关注。长期以来有一种担心，认为金融机构可能会恢复诱发金融危机的一些做法。就高盛而言，实际情况是，我们所承担的绝大部分风险和创造的收入均以满足客户的需要或目标的交易为主。我们的做市业务要求承担风险和大额资金，并深植于我们的风险管理流程。

金融危机期间，在我们帮助企业和投资客户管理他们在利率风险、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货币汇率变动方面的风险敞口时则更是如此。更广泛来看，由于机构投资者降低了各种风险敞口，转而求助于高盛等发挥中介作用的公司。帮助我们的客户高效管理风险的能力要求我们做出积极的重大资本承诺，在陷入困境或遭遇挑战的市场上尤其如此。

风险管理

政策和实践

委员会要求我们讨论我们的风险管理政策和实践以及我们的风险敞口。

我们根本的风险管理方式在于问责制、问题上报和沟通。这种纪律约束主要体现在按市值计价的过程中，即用现行市场交易价格为金融资产和负债定价。我们认为对金融工具实行严格的公允价值核算对于审慎的风险管理至关重要，唯此才能清晰地察觉风险、管理市场风险限额、监控信用风险敞口，并管理流动性需求。

对高盛而言，正是按照公允价值对头寸进行日常记账的做法，使得我们相对较早地做出了降低日益恶化的市场和头寸中的风险的决策。这个过程可能是困难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但我们相信，这是一条金融机构应有的纪律。我们对头寸按公允价值记账，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需要按照要求这么做，而且还因为如果市场价格没有在我们的账簿上得到反映，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估或管理风险。

回顾这场危机，我发现，在危机开始之前以及持续期间，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资产价格是会进一步恶化，还是会因跌幅过大而快速反弹。每天我们必须计算我们资产的公允价值，查看我们损益表中的记账结果，从而迫使我们降低风险，而不论市场或个人有何看法、预测或预期。
危机发生之后，人们很容易相信危机征兆是显而易见而且颇为引人注目的。从事后来看，事件不仅可以预测，而且看起来也很明显或者说已然为人所知。但是，我们当中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只有承认这一基本现实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始终秉持这种心态，风险管理才真正开始了。

我们也非常倚赖公司内部委员会。例如，风险委员会负责监控金融风险；立项委员会负责监督承销和分销活动；资本委员会关注授信；业务操作委员会审查操作和声誉风险。这些委员会创造了制衡机制，鼓励控制部门的人员和业务部门的人员沟通，并在必要时快速上报重大潜在问题。这些公司委员会中半数以上的成员曾在公司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门工作过，在高盛的平均工作年限长达17年。

从更大范围来看，我们非常重视创收部门和控制部门之间的沟通。沟通的形式是定期的风险报告，而最终的结果是帮助公司更好地了解我们所承担的风险。

同时，风险和控制职能部门完全独立于业务部门，他们经常执行全面的独立价格审核。此外，风险经理至少具有与生产部门的经理平等的地位：如果出现关于盯市的问题或关于风险限额的分歧，应当总是听取风险经理的意见。

与沟通和问题上报密切相关的是问责制。员工必须对自己以及下属的决策负责。如果我们蒙受了信贷损失，相关业务部门不能因为该风险得到了信用部门的批准而逃避责任。三者相互作用：沟通鼓励问题上报，而问题上报又会加强问责制。

我们的董事会定期审核并批准公司的风险情况，包括公司的财务杠杆、流动性风险和其他事务。我们定期与董事探讨全局和业务层面的发展，并讨论这些因素对公司财务状况的潜在影响。此外，我们还定期与董事审核具体的风险分析，例如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等。除了正式的常规记录之外（由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首席风险官和会计提供），董事还定期与风险控制和业务部门的众多其他高管进行沟通。

风险敞口

2007年，我们致力于降低我们的某些风险敞口，尽管我们的出售价格被很多市场人士有时也包括我们自己认为是不理性的或者说是暂时的。但是我们是根据以公允价值记账的损益表上每天所发生的变化而采取行动的。

2007年第四季度，我们的杠杆贷款、商业和住宅房地产贷款、房屋净值贷款以及商业批发贷款的风险敞口是我们有形普通股本的两倍以上，而同期全行业的水平却远高于此。后来我们大幅降低了这些资产类别的敞口。例如，自2007年底以来，我们把杠杆贷款、住宅房地产和商业房地产的敞口降低了近80%，降至170亿美元，相当于有形普通股本的0.3倍。

资金和流动性

我们的本质是就是一家私营合伙制企业，因此我们始终注重保持保守的财务状况。我们把流动性作为金融机构唯一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也正是我们遵守 “更多更久”这一资金箴言的原因。

数年来我们稳步增加我们的Global Core Excess流动资金池，目前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约占20%，属于现金等价物。我们的资金簿上一直保有大额定期债务。我们的长期债务的平均期限在7年以上，而我们有担保的资金簿的期限则超过了100天。

保持该流动资金池的代价非常高昂，同时还虚增了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和毛杠杆比率。但这是我们能为股东买来的最佳保险单。

实施的变革

尽管我们认为去年所发生的异常事件以及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验证了我们的策略、文化和流程的关键特征，但也促使我们在公司范围内进行变革。

我们致力于实现业务和总体市场的长期稳定，因此我们欣然接受了在监管和杠杆方面的新现实。
现在美联储是我们的主要监管机关。作为一家金融控股公司，我们需要接受美联储的资本和杠杆测试。在过去18个月中，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逐季下降，同时我们的资本金增加了一半以上。利用企业盈利和几次资本发行，我们根据巴塞尔I协议计算的一级资本率已经提高到了14.5%。同期我们的有形普通股本增加了55.5%，达到535亿美元。仅仅一年的时间，我们的流动性余额就增长了近一倍，达到1,700亿美元。

我们的毛杠杆率是危机期间的一半——而且该指标并未根据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上的现金进行调整。三级资本或者说非流动资产的金额下降了近50%，现在占我们总资产的不足6%。此外，我们的资本质量非常高，80%属于普通股本。不论是从任何标准来看，我们的资本和杠杆比率在全球大型金融机构里都是无可匹敌的。

薪酬

最后，委员会还要求我们阐述我们的薪酬政策和做法。自从我们成为一家上市公司之后，我们一直保持明确而连贯的薪酬政策。我们根据三大因素向员工支付薪酬：（1）公司业绩；（2）业务单位的业绩；和（3）个人业绩。

我们认为，这种方法激励我们的员工从大局出发，为公司提供支持，而不会心胸狭窄，只关心自己的部门或业务单位。更广泛地说，这种方法将薪酬与绩效密切挂钩。

自1999年上市以来，高盛展现了的净收入和薪酬变化之间几近完美的关联关系。从2000年至2007年，高盛每股收益和每股账面价值的复合年增长率分别达到20%和16%以上。同期根据员工人数增长调整之后，累计薪酬支出每年增长不到10%。

自首次公开招股以来，包括异常艰难的2008年，高盛为股东创造了近20%的平均股本收益率。

2008年尽管高盛的利润达到23亿美元，但营业收入却大幅下滑。根据我们的政策和做法，全公司职员的薪酬也相应下滑。年末公司可酌情支付的薪酬平均减少了65%。我们的最顶层人员即公司近400名合作伙伴的薪酬也平均下降了77%。

还需要说明的是，高盛从未为其高管提供高额去职补偿费、聘请合同、特殊养老金安排或离职安排。

尽管我们认为我们设定薪酬的政策和做法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是我们一直在坦承需要更好的协调薪酬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设计了具体的薪酬原则，这些原则在本陈述中也有说明，而且我们还根据这些原则采用了一系列改进薪酬制度的措施。

简而言之，我们认为：

• 随着员工薪酬总额的提高，应当显著提高其以股权形式获得的奖金的比例。
• 对于高管人员，大部分薪酬应为递延股。而且，应当要求高级管理人员至少在退休之前保留大部分所获股权。此外，个人离开公司后，股票交割时间表应继续适用
• 个人业绩应经常进行评估，以避免过度冒险的行为，考虑“回拨”效应。为了确保这一点，所有股权奖励都应受未来交割和/或延期行权的约束。
• 没有哪个员工是仅仅根据他或她自己的损益情况而获得薪酬。薪酬应当鼓励真正的团队协作，遏制自私自利的行为，包括承担过高风险等，否则公司及其股东的长期利益将会受到损害。
• 为了避免薪酬和绩效不对称，应彻底废除多年期的保证聘用合同。不幸的是，使用这类合同却是我们行业的惯例。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这样的做法有悖于我们这个行业以及金融体系的长远利益。

2009年12月10日，我们宣布，公司管理委员会所有30名成员的可酌情处理的薪酬将全部以风险股的形式支付。该风险股受到五年限售限制。这30名管理委员会成员均为全球部门和区域主管。

此外，我们还宣布，风险股的五年持有期还包括一条加强追回条款，即如果员工对风险存在重大不当分析或未能对风险给予充分关注，公司将可追回已授股份。

加强追回条款旨在确保我们的员工对其决策在未来产生的影响负起责任，以强调风险控制对公司的重要性，同时阐明我们的薪酬制度并不奖励过度冒险行为。

最后，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就薪酬问题，尤其是理念和架构问题，咨询了我们的很多大股东。我们发现，他们一致认为，我们的模式是非常有效的，并且是我们创下高额股东回报纪录的重要因素。为了进一步加强我们与股东的对话，我们宣布，股东将在2010年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对公司的薪酬原则和其任命的高管的薪酬水平做出咨询性投票（“关于薪酬的话语权”）。

尽管业内的激励结构应该加以完善，但这并不是应对风险管理不力的万能良药，我们认为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委员会以及政策制定者、监管机关和金融行业都应适当关注从风险管理及其他领域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

我们并不逃避对这个行业应负的责任。我们还将认清造成此次严重危机的其他因素，从而强化我们的集体利益。

金融业内外双重因素共同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在我们的经济中，没有哪一部分可以独立于另一部分。因此，检讨我们如何到了今天这一地步时，必须从了解过去20年中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部分动态入手。

当然，始于局部美国按揭市场的事件迅速席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每个角落。但是问题的起因并非只是次贷。相反，对金融体系造成损害的根源是广泛而深刻的，经过多年积累形成了长期的廉价信贷和流动性过剩。由此而形成的风险价格低估导致在从家庭到企业和公共部门的各个经济领域内形成巨大的债务杠杆。

在我看来，至少存在三个广义上的基本因素：

• 首先，外资一直都在大幅增长，其中大部分属于大额资金，而且很多新兴市场国际收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 其次，与之相关的是长期利率在近10年间保持在低位；
• 最后是美国促进、支持和补贴购房的官方政策。

1992-2007年期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增长了1,300%，而同期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却增长了5,700%之多，石油出口国的顺差状况也大抵如此。

经过了前几次的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开始采取自保措施，通过加大外汇储备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降低其对美元计价的内债的依赖性。

当然，另一个因素就是自2000年以来油价的创纪录攀升，这可能也是经常项目顺差增长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全球储蓄金额的增长率基本与石油美元的流量持平。

外资的增长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外国持有美国政府和公司债金额大幅增长。中国每月平均购买美国长期证券的金额从2001年的不足20亿美元攀升到2007年的150亿美元之多。

外资大举投资安全的流动性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使得长期利率处于相对较低甚至更低的水平。甚至在2004年美联储开始提高短期利率后，长期利率仍然保持低位。

与此相伴而生的是通货膨胀率的显著降低。1985-1995年间与接下来的12年期间相比，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降低了一半以上。

巨额过剩的流动性、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以及低实际利率激发了人们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的欲望，房地产市场被认为是最佳投资机会。原因有三。

首先，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府项目和计划鼓励购房，彰显出房主增加给社会带来的好处。其次，按揭资产被认为相对抗跌。最后，设计了更灵活、更多样的按揭产品，吸引更多寻求更高的回报的资本。

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不仅仅是在美国，也包括许多其他国家。1998-2006年之间美国的真实房价上升了近50%，而同时爱尔兰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的房价涨幅则分别达到了130%、120%、120%和100%以上。

在美国，新发放按揭贷款占未偿按揭债务总额的比例从1985-2000年的平均6.3%增长到2001-2006年的平均10%也就不足为奇了。次级债务所占比例更是从2002年的略高于2%攀升到2008年的14%。在廉价资本持续供应的环境下，住宅按揭的放贷标准只会日益恶化。
吸取的教训
在仔细思考了我们这个行业对前些年风险的理解之后，反思从中吸取的教训即显得弥足珍贵。

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为证明风险价格下调的合理性而做出的合理化解释。虽然我们承认信贷标准正在放宽，但是我们用诸如新兴市场发展壮大、风险缓解因素加强、金融系统流动性过剩等论点证明其合理性。

我们进行合理化解释是因为在竞争中公司保持并扩大其市场份额的意愿有时候是十分盲目的——尤其是正处于繁荣的巅峰时期时。

在金融系统内对信用评级缺乏怀疑，这一教训也同样重要。很多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只是简单地将其风险管理工作外包。他们依赖评级机构进行基本的风险分析工作，而不是自己进行分析。在投资开始和整个投资期内都是这样，他们没有注意财务恶化的其它指标。

这种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伴随着令人垂涎的 3A评级的削弱。2008年1月，全球有12家获3A评级的公司。同时有债务抵押债券(CDO)等64,000个结构性金融工具有3A评级。

风险管理的另一项失败就是风险模型，特别是那些基于历史数据进行预测的模型，经常代替了判断。在危机初期，我们不止一次听到“倍数标准差事件”这一说法。如果按照计算二十年一遇的事件实际上更为频繁地出现，那么不需要数学家也能明白，风险管理模型的假设没有反映实际结果的分布。我们的行业必须在加强和改进情景模拟分析和压力测试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其次，规模很重要。例如，无论你持有50亿美元还是500亿美元（理应为）无风险的超高级CDO债券，发生损失的概率似乎是一样的。但如果你持有500亿美元头寸的话，计算失误的后果显然要严重得多。

第三，风险监督和业务活动往往未能认识到结构性投资工具（SIV）等表外活动所固有的风险。目前似乎很明显，拥有庞大表外头寸的公司经理没有充分认识到其面临的经济风险的全部规模；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他们的交易对手不知道这些工具的全部规模，因此不能准确评估业务风险。继安然破产之后，这种现象着实令人感到奇怪。

最后，大型机构的资产应按照其公平市场价值计价。公平市场价值是买卖双方愿意进行交易的价格，而不是历史价值（通常并无相关性）。有人提出公允价值会计核算加剧了信贷危机。我们不这样认为。如果有更多的机构被要求立即确认其敞口并对之进行正确估值，他们本来有可能遏制最严重的风险。相反，它们没有监控头寸，因此价值的变化往往被忽视，直至有些公司的亏损累积到影响其偿付能力的程度。

当然，公允价值会计核算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机构，尤其是那些以信贷为主而且鲜少参与或不参与资本市场活动的机构。但是我们将以更广泛的追求作为一条指导原则：更密切反应市场判断的信息将为市场以及最终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监管改革

政府、立法机关和监管机关都在考虑采取重要的监管措施，而我们承诺将继续作为建设性的参与者加入到这个过程当中。就此而言，基于我们从此次危机中吸取的教训，我认为，在我们推行改革时，我们的行业、政策制定者以及监管机关应当考虑以下重要原则。

风险与控制职能必须完全独立于业务部门。而且，明确风险与控制经理向谁汇报对于保持独立性至关重要。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风险经理至少应当具有与交易部门的经理平等的地位。

资本和信贷标准应当接受更为“动态的监管”。监管机关应当对确保这样一个制度所需要的监管投入和产出加以考虑，该制度要灵敏和强大到足以识别并适当限制市场的过度行为，尤其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就象美联储(Fed)上调利率以遏制经济过热一样，可对各种基准指标和比率进行适当校正。

为了提高整体透明度、确保账面价值名副其实，监管机关应当要求对于金融体系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金融机构对所有资产采取同样的估值方式。公允价值会计核算使投资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资产负债表的风险。同一机构内同样的金融工具或风险因为处于资产负债表的不同部分而计价不同，这怎么可能是合理的呢？

更具体地说，金融机构的所有风险敞口均应通过其损益表而反应出来。如果现有和或有负债、信贷承诺和其他敞口不透明，那么风险经理和监管机关如何能够观察到金融机构面临的所有风险呢？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风险资产的估值和资本标准必须保持一致，不论其持有形式是什么，也不论其为什么样的法人实体所持有。事实证明，对于正确分类并公开持有其所有风险的金融机构而言，遵守资本标准就足够了。不幸的是，许多风险经过了再包装（即证券化），并转移到了报告和资本标准要求较低的特殊目的实体之中。

我们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表明，仅消除SIV持有的和证券化的按揭缺口就可以使金融系统内资本增加750多亿美元，从而使危机开始以来美国银行所需募集的资本金额减少25%。换句话说，金融系统内的资本水平太低，允许风险在缺乏充分预警的情况下激增。如果风险始终清晰可见，那么问题本可以得到更好的遏制，或者更加迅速地结束市场的恐慌。

对亏损确认不足或未加确认将导致对未来亏损的担忧。危机最严重时，高盛和其他公司所面临的更大压力之一就是我们可能和其他一些遭受重创或随后破产的金融机构一样“隐藏了”风险。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让市场认识到我们拥有妥善的盯市计价的资产负债表，而且我们所报告的资本水平是准确无误的。

毫无疑问，直接的政府支持有助于稳定金融体系。我们认为，政府行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也从中受益。很显然，金融体系需要构建为利用私人资本而非政府资本在危机转移之前迅速稳定问题公司。

有两种机制似乎最有希望实现这一目标和解决“大到不能破产”这一问题，它们包括持续进行公开的压力测试和因未能通过压力测试而触发的应急资本，后者可转换为资本。2009年美联储实施的压力测试取得了明显成效，使得金融机构在风险披露和估值方面实现了全新的、更高水平的一致性。利用结构良好的应急资本可以通过减少风险、筹集资本或同时采取这两种措施来立即强制解决重大资本短缺问题，而毋需政府协助。

这两个因素也是强大但灵活的清算授权的核心所在，也是我们所大力支持的。清算授权是指监督即将破产的公司以及必要时执行其有序清算的过程。提高监管机关和市场评估金融机构实时健康状况的能力，在资本水平低于公开标准之时自动进行资本重组，将会把系统风险降到最低，迫使股东和债券持有者而非纳税人或经济体为公司的错误埋单。

可以肯定，提高资本要求将在总体上降低系统风险。但是，我们不应忽略流动性问题。金融机构的杠杆比率可能极低，但是这与其流动性毫无关联。

如果某个金融机构的绝大部分资产遭受减值并且是不流动的，而且其资金来源依赖于短期借款，那么即使杠杆比率低，也并不能让人放心。当流动性开始枯竭之时，金融机构内部的问题几乎总是会变得关乎存亡大计。这也是为什么监管机关应该制定标准，根据资产的性质强调审慎原则和对延长负债期限的需要。还应该要求金融机构始终持有大额现金，确保能够应对极端事件。由于金融的关联性质，一个机构的流动性危机可能会迅速波及到整个系统。在确定流动性的充足程度时，监管机关应坚持上文我们所提到的经常性压力测试。

除了清算授权和提高资本及流动性要求之外，政策制定者还在考虑其他改革措施。

在场外衍生品方面，高盛支持对交易标准化衍生品的中央清算所和交易所采取统一措施。拥有强大运营和财务完整性的中央清算所将会通过强制保证金要求及验证和记录交易来降低双边信贷风险，提高流动性和增强透明度。相较具体规章制度，这种措施更能够增强价格发现，减少系统风险。

我们认为，应该对所有流动的OTC衍生品实施集中清算。而且，如果成交量足够大而且能够建立价格发现机制，监管机关应大力鼓励交易所交易。在流动性较差的市场，集合定价和清算必须立即上报以提高透明度。

概括来说，金融机构应该认识到，我们要对金融体系负责，这需要我们在客户的目标和市场的意向可以通过在交易所交易的标准产品而得到满足时，不支持非标准产品。

使用定制的衍生品时，必须达到更加严格的资本要求。应该立即让所有市场参与者清楚地了解在交易所场内或场外买卖衍生品的利弊。

政府和许多国会议员也很关心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因为我们是一家机构性公司，主要服务于企业、政府、大型公共和私营投资机构，因此我们没有零售业务。尽管我们没有表明关于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立场，也没有就相关问题与政策制定者或其他人员进行接触，但是我们同意应该更加具体地关注消费者保护，不论是否成立新的保护局。

在相关问题上，我们支持将信托准则适用于向散户投资者提供咨询建议的券商/交易商的注册代表。信托准则将客户利益置于首位。与投资者合作的券商提供咨询建议的职能与投资顾问的作用类似。但是，投资者可能不知道向他们提供咨询建议的人员受不同规章制度的约束。散户投资者在获得投资建议时也应当能够预期获得同样的注意义务。

结论

在经历最近几个月的冲击和相关的经济阵痛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同时也是合理地期望进行全面改革。但是，我们应当抵制那种单纯旨在保护我们免受百年一遇的经济风暴打击的应对措施。把风险完全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的代价将是牺牲经济增长。我们从以往的经济发展历史中获知，创造了新型行业和新的就业岗位的创新也是需要冒险的。

同样，如果我们抛弃而非监管数十年前建立的衍生品等市场机制，那么当我们最终度过这场危机之时，我们获得资本、高效对冲和分散风险的能力可能会受到制约。

具体而言，委员会认为信贷标准和决策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因，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尽管有很多原因造成了此次危机，但是与被认为绝对可靠的房地产市场相关的不良贷款应该是检视和改革的重点领域。围绕这场危机的指责太多了，但是如果对过去两年来各种事件造成较少直接影响的因素或领域使我们偏离了对根本原因的关注，那么重大改革反而会造成损害。

上个世纪的主要特点是市场和金融工具都在为创新提供资金、奖励企业家的冒险行为，为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催化作用。历史证明，生机勃勃的金融体系是生机勃勃的经济体的核心所在。

我们必须保护风险资本的价值，这是市场资本主义的核心，同时通过显著的透明度、稳健的风险管理、高效的监督和强有力的治理来提振投资者的信心。如果我们不能取得这样的平衡，那么我们不仅限制了我们为自己度过低迷时期而进行筹资的能力，而且削弱了金融体系内从长期来看会显著促进系统发展和投资的各种要素。

谢谢大家。